當然不是我的，可是書中玄機卻喚起了我的記憶——我相信高陽兄也一定會有興趣的。”

此後，駒正春再也沒往深處說什麽了。我微覺其意：該知道的，都在《肉筆浮世繪》書中。當下不必細表，閑說了些清酒溫飲的好處以及釀制的講究，又相約次日共赴東京時得同去一部東寶出品的名片《魚河岸的石松》背景實地吃魚喝酒。不知是否我不勝酒力之故，接下來只記得一個話題，便是那富田利明與駒正春告別之際，駒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帶行醫，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國人奶水長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將中國姓名賜告呢？”殊不料對方聞言而凝咽良久，最後竟以日語答道：“既是個逃家去國之人，哪裏還能稱名道姓？多少年來、多少年後，我便只是富田利明了罷！”

走筆至此，本該直說那《肉筆浮世繪》機關；然而是夜與駒正春臨別一景，不可不隨手一記。不過彼時應已爛醉如泥，所聞所見都如一夢，竟是寫到當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難辨之感。

駒正春會過鈔，同那著和服的美婦又行了個近九十度鞠躬禮，踅回小室來，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幹線去東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陽兄也不必特意尋我，總之在東京車站自有人替你打點囊，高陽兄只須看顧‘它’便是了。”所謂它，指的當然是我座下那本書了。我諾諾應之，掀開蒲墊和榻榻米，果見下藏一屜，屜中是一冊一尺二寸長、一尺八寸寬、厚達兩寸有餘的硬紙裹布燙金題簽的《肉筆浮世繪》和一古紙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車票。好容易自緊仄的暗屜裏摳起書角、捧入懷中，只見駒正春袂影翩然，已經在店門口的染布酒簾兒之外，我踉蹌趔趄，疾步趨出，只見屋外長巷迤邐、明燈熠耀，卻無半抹鬼影：霎時間頗有《禮記·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的蒼茫踟躕之感。再回店中，那美婦一仍笑靨相迎，可是怪狀又浮現了：先前那間“審容膝之易安”的閣中之閣居然倏忽不見了，只原先在我身後的闌幹還在、梯間亦無異狀——唯闌幹上所貼的一張想來具有“雀舌”作用的紙條則已被人撕去。小室所在之處竟成了一片平曠的地板；環顧店中景況，似乎又與前夜和大春同來時所見者並無二致了。這個小小的插曲應該不只是身為伊賀忍者的駒正春特意賣弄其“崩樓技”的身手而已罷？我信步踱出，在寒風裏踽踽而行，越苦思窮究個中奧旨，越覺得此行隨緣而遇、隨遇即滅的遭際一如《舊庵筆記》所謂“崩即崩耳”的境界。或許伊賀忍術之特別註重“滅跡”手段自有其務實目的——比方說：今夜如果有人躡循而至、拍下了駒正春與我密談的照片，如此一“崩”則顯象皆幻，又有什麽證據能指稱這密談曾經真的發生過呢？——不過，對我而言，即使作這樣的推測亦屬妄想。在漫步回旅館的途中，我幾度回頭，欲尋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確認那閣中之閣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啞然失笑。說起來，正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想，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回頭再說《肉筆浮世繪》。我首先註意到，在它的蝴蝶頁上，果然信手寫著駒正春的住址和兩個電話號碼，一望而知，確是出自龍芳那筆剛勁而瘦硬的黃體字——這一點無足怪哉，近四十年來特務系統中人學“老頭子”書勢，中鋒側用，方角銳折，常暴露出一種險峻孤拔的情態，反倒與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這是贅語，且罷。

至於書的內容，則合兩頁成一折，一共是兩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歡的圖畫；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糾纏、或起落合吻，絞臂蹶足、聳臀袒胸，雖各盡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最可憾的是東洋人自有一套東洋人的拘牽泥窒，每於圖中男女私處噴以銀粉，敗興甚矣！

我從頭到尾翻看了兩遍，佐以旅館所奉贈的煎茶，不覺已過三更，酒意漸退，非徒沒有看出這部《肉筆浮世繪》有何蹊蹺，人卻在沙發椅上困著了。直至天光漸明，透窗刺眼，我才發現自己以書為衾，睡了一兩個鐘頭。遂待移書起身，覓床覆臥，不意由散開的書的頂側看去，卻見有一折兩頁之間竟密密麻麻寫了幾行字。

可稱之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時清醒過來，仔細察看這書的裝幀。片刻之後，終至恍然——原來明治年間印行此書時，可能因為印工設施未如後世（起碼在紙張著色後立即烘幹這方面的技術還不夠精良），為免兩圖相互沾染，每紙只印單面、中央直貫一折，使成兩頁。如此一來，每兩幅圖的背頁便折入不見，所以兩百九十六幅圖事實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頁的篇幅，書焉得不厚？然而這裏頭也有十分細致的技巧——偶或小折線沒有對齊、或乃原紙尺寸有出入，常會出現脫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腳粗魯的讀者，指掌間只消用力稍重，便易將入釘稍淺的一頁抹開，那麽就很難覆原了。

也許是坐睡不愜，我或則身軀蠕動、或則肘臂揉搓，總之是使《肉筆浮世繪》中原先已經被抹開的一頁兩折益加松脫，裏頭（也就是反折在內的空白頁）居然仍是龍芳的筆跡，寫著：〖日駐我使館警衛羅德強實為周鴻慶之聯絡人。依總部（高陽按：指警備總部）入出境管理處記錄，羅某曾多次往返香港、東京，時間皆在周氏異動前數日。餘疑周氏自港潛赴大陸、覆自大陸來日，皆羅氏所煽惑也。〗這幾行字的旁邊是一個相當大的箭頭符號，指向筆跡完全不同的幾行小字：〖我要去中華——

羅先生怎麽說

說浮世繪養眼

羅先生說得好

那麽東西可帶來了〗

過了這五行，左邊——也就是對折的另一空白頁上——又是龍芳的筆跡：〖此為周氏親筆註記之應答暗語，應系周氏抵東京後轉赴東寶攝影柵參觀該廠自行研發之油壓攝影機組當日（九月廿八），曾與羅某一晤，志之備忘也。餘訪此書於東寶道具部圖籍組，登錄者告餘：此書曾於是日出借外賓傳閱賞目。應似周氏偷晤羅某時隨手匆記，文中刻意抹去“民國大使館”字樣，應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團員之監控告發也。至若“東西可帶來了”之語，既可作暗語看，亦可側證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動似非“投誠”而實另有所圖。以餘所見：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窺求羅某背後覆有主使者，則非僅周氏之明暗可白，羅某墜樓之謎亦解矣。〗然而，除了這本《肉筆浮世繪》上潦草的幾行可能出自“周鴻慶”之手的備忘之外，龍芳似乎並沒有其他的收獲，是以才會在最後以寥寥數語作結，感嘆道：〖如無進一步證據，只能將本事徒托空言，攝制成一部電影；使十目所視，各自會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後黑手猙獰出面歟？〗從龍芳所記者研判，無論他是從“太子爺”或李綬武方面得知駒正春曾與“周鴻慶”接過頭，而嘗試與駒正春聯絡，才寫下了他的住址——電話號碼。然而他們緣慳一面——即使見了面，較之從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麽斬獲。是以龍芳才會想要借一個看似虛構的《東京紅杏》故事，將《肉筆浮世繪》折頁中“周鴻慶”親筆留下的備忘細節，攝制成電影情節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後的主使者”“猙獰出面”。可是在另一方面，龍芳於不得已中斷調查之後，並未將《肉筆浮世繪》攜回，反而還藏於東寶公司的圖籍倉庫之中，極可能是他已經警覺到：把書帶回臺灣，非但是個無力的孤證，反而行懷璧其罪之虞。只可憾他如此謹慎將事，仍不免粉身碎骨於萬丈晴空了。

我掩卷長思，竟然想不起龍芳的面容，倒是《東京紅杏》的梗概卻逐漸清晰起來——

※※※

高陽的殘稿寫到這裏，正好是那張稿紙的最後一行。我應該有嗒然若失之感才對——仿佛追逐著某一標的，那標的卻始終在數步開外，若即若離，及至最終撲身攫攬，懷中卻空無一物了。不過，我並沒有一丁點兒惆悵，因為我自己才會須是完成這份殘稿的人。

46 理想的讀者

如果徑以高陽殘稿之可疑可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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